一般來說，政府應該比社會資本更注重社會可持續性。實際在項目中有一些是反過來的，可能有一些項目社會資本方反而更注重社會可持續性，這是為什么？所以這個問題就引出來了馬老師說的框架，也就是橫向和縱向去看的問題。

       從橫向的維度去講，就是誰更應該重視這個事情——本來應該是政府更重視社會可持續性，但這里涉及到所謂的市場失靈，一個公共項目放到市場上，社會資本是不會去做的，因為它不具有經濟可持續性，社會資本不會因為這個項目對社會很有好處就去做，這是慈善，可以不考慮這個情況，這就是從橫向維度來考慮。尤其是一些沒有收益性的項目，可研報告中可能連財務評價都不做，直接做國民經濟評價，用的是外部效益內部化的一些量化的手段。

       但是從縱向的角度來講，政府為什么不重視長期的社會可持續性？可能是因為某屆政府的任期比較短，領導五年任期就結束了，他更看重的是五年之內出的效果。我們去走訪城投的平臺，他們說我們融資也很困難，但是領導還讓我們做新的事情。原來爛尾的項目還沒做完，肯定得做，不能爛在那，但是領導又讓做新項目。我說能不能把老的項目做完，再去做新項目？他們說不行，老的項目是老領導安排，新項目是新領導的政績，必須都得做。這就是一個縱向層面。

       社會資本接到一個項目之后，短的要做十幾年，長的要做二十年、三十年，要考慮的遠遠要超過政府任期。所以從橫向和縱向角度能更好解釋這個問題，有的時候從原理上講應該是政府更重視所謂的社會可持續性，而實際生活中我們看到的一些項目，反而可能是社會資本更重視。

       但是話又說回來，社會資本可能更重視，難道是因為它更高尚嗎？或者說它的道德水平更高嗎？我覺得不一定是。那么到底什么是指揮棒？還是績效考核。用什么樣的方式、來考核誰，被考核的這個人根據考核去做，績效考核的方法是影響他的行為的。

       那么，政府在什么情況下會比較重視所謂的社會可持續性？比如重大的民生工程，有高級的領導關注，因為這件事情可能會影響到他的晉升。這里，社會可持續性可以再引申出一個角度，就是這個可持續性是往上看還是往下看。政府一般是往下看，就是這個項目不一定做得多好，但是不能做出社會風險來，一定不能低于這個下限。因為政府的考核是做出了問題要受懲罰，做的好未必肯定能升遷。而社會資本首先不可能低于常規下限，甚至不能低于跟政府簽訂的合同標準，因為一旦低于的話，就要被政府扣款。如果在保證了社會可持續性的基礎上，他的所作所為能夠獲得對應的經濟效益的話，那么他就是有動力的。

       我們舉幾個例子。首先是一個正面的例子，我們接觸的一個市域鐵路項目。政府原來的設想就是修一條軌道運營，每一站都是差不多的，車體跟咱們看到的地鐵也沒什么差別。投資人來了之后說這條市域鐵路要做一條旅游專線，要吸引游客。但這條旅游線連接的是景區的東大門，而景區現在的主大門是南大門，怎么把游客吸引到東大門這條線上來，還要盈利？必須要讓大家愿意坐這個車。他就站在游客的視角去考慮這個問題，把車體設計成跟當地旅游文化相關的，把車頂設計成全景天窗，把每一站根據周圍的人文景觀特點設計成不一樣的。

       目前這個項目還沒有完全落地，但是我們的設想是未來一些游客要來這個景區，選擇南大門還是選擇東大門時，看到這條線之后，我一定要去坐這條線，那我自然就會選擇東大門，對應東大門的各種經濟效益都會涌現出來。甚至于即使這個景區我以前去過，我不想再去，但是為了這條線我會去打卡，這條線就成為了網紅線。這就體現了所謂的社會可持續性和所謂的人文主義，其實背后的指揮棒是是經濟效益，因為能賺錢，他就愿意去做，這是一個正面的例子。

       還有一個反面的例子。有一條路，由社會資本負責投資建設，即PPP模式，社會資本在評估的時候給政府提出建議，說可以進行設計優化，理由是這個地方排水不暢，一到汛期經常會淹，所以建議把這條路的整體高程比原來提高五米，這樣建設成本會增長，但是因為工期不會受到汛期的影響，并且施工起來不會出現安全事故的隱患，所以總成本反而會低。

       他們的方案提交給政府，政府的第一反應是挺好，但是后來政府明白過來了，把整條路的高程提高五米之后，周邊的土地價值就會下降，因為這些土地需要上坡才能連接到這條路。從全社會的角度來講，整個城市的價值在下降，而社會資本只看這個項目本身，而政府則是宏觀視角。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政府在更宏觀的視角，選擇的是社會可持續性更強的一種方案。

       第四部分，環境可持續性和經濟可持續性到底誰是根本？我們覺得經濟可持續性是根本，尤其是在社會參與的時候，排序可能要翻回來。在開會之前我跟熊博士交流了一個案例，我們現在在貴州幫亞洲開發銀行做的一個課題，很巧妙的結合了這三個點，課題是我們要治理赤水河，但是要擺脫傳統的依賴政府投融資或者依賴政府補貼的傳統投融資模式。因為貴州很窮，如果單純依賴政府的財政資金的話是可持續的，所以希望創造一個可持續性的投融資模式來治理這條河，也就是說我們需要通過經濟可持續性的工具來解決環境可持續性的問題。

       我們研究來研究去，這是世界難題，最終的思路是從社會可持續性入手。因為如果治理了這個環保項目，所有跟赤水河兩岸相關的企業、產業和個人都可以因此而受益，而這些人的受益如何內部化轉移到經濟可持續性的工具里來，進而實現赤水河治理的環境可持續性，包括生態補償、市場補償等等一系列的資源反哺等等，其實都是站在社會可持續性得到了體現的基礎上，去反哺經濟可持續性的工具。

       最后是關于公眾參與程度。我記得之前聽一個亞行專家分享英國環線的高速公路的案例，這個案例最后是失敗的，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公眾參與和信息公開，他們會像上市公司一樣把這個項目的運營維養情況全面向社會公開，公眾根據報告會知道運營的好壞，然后提意見進行反饋，這是他們的參與。

       咱們國家其實沒有這樣的制度，實際上我們一直鼓勵公眾參與，但是大家可能都沒有參與過，我之前也沒有參與過。最近參與了幾次，結果很生氣。。我當熱心市民，對一些公共事件的意見我去公安、城管解決，最后他們反而把我數落一頓——這事跟你有關系嗎？這就是我們國家現在公眾參與的普遍問題。

       有沒有機制來解決這個問題？可能中國的老百姓也已經習慣了，我管了也沒用，就不管了。但是最近各個地方都在評營商環境，營商環境是各個省市一把手的重點內容，我們去政府部門辦事，他說你掃一下二維碼幫我們評個分，這可能是一點點抓手，但是我覺得不如黨性和不忘初心來的力量大。

       但是對于社會資本我們是有辦法的。剛才我舉了一個例子，政府對社會資本是做績效考核的，按效付費的?？冃Э己巳绻前俜种?，通常很難保證績效考核所有的考核項全是客觀指標，或多或少會有一點直觀指標，也就是說只要百分制的績效考核里面有一點點主觀項，考核的人往往不會給你滿分，也就是說即使你已經做得不錯了，但是你還會被扣分。

       所以我們引入了一個公眾參與的績效問卷機制，給公眾參與的績效問卷加十分。當項目所涉及的社區、使用者等等所有利益相關者去答這個問卷，達到一定數量，并且這個問卷的平均分超過了85分或者90分時，可以在績效考核結果上加分，這樣有可能績效考核結果是95分，績效考核問卷可以加8分，最后可以得到103分，這個時候社會資本就會有動力。大家知道，PPP績效付費的話，一分也值很多錢的，這時候會考慮影響到的社區這些相關利益主體的看法。

       當然，這些人不一定是專業的，并不知道社會資本有沒有按照規范去管理，只是從觀察者的感受來評價，覺得好就是好。社會可持續性可能是模糊的，非量化的概念，但是它確實是可以被感知的。